以国家之名:死刑的正义?

(国防部副部长暨民主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主任刘镇东于2018年10月21日发表文章。)负责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刘伟强早前在一场对话会表示政府已决定废除死刑,随后引起舆论争议。作为从2011年直接参与推动废除死刑工作的政治工作者,谨以本文分享我对废死议题的思考和过去近十年的演进。

2011年6月,我当时担任升旗山区国会议员,在国会会期间经过时任首相署掌管法律事务部长纳兹里的办公厅,他邀我与在座的时任欧盟驻马大使 Vincent Piket一同会面。林吉祥和郭素沁在2004年至2008年期间在缅甸民主化议题上曾与纳兹里联手合作;我在2007年协助纳兹里和郭素沁协调东盟人权国会论坛在吉隆坡的会议,与纳兹里在人权和国际议题的协作已有先例。那次巧遇,纳兹里要我协助他与欧盟大使促成关于废除死刑的跨党派国会圆桌会议。我向来的看法是,警务改革是根治治安的手段,唯有让匪徒知道犯罪被抓的可能性极高,罪案才会减少;死刑无法有效取得阻吓作用。

2011年6月的国会圆桌会议议决,第一、废除死刑作为长期目标;第二、政府应该在短期内废除强制死刑,尤其是危险毒品法令第39(B)条文;第三、政府应该在短期内暂停执行死刑(moratorium)。那一次的会议,让我接触好几位退休法官,也听他们诉说判决死刑的心理交战,往往要祈祷数日,希望没有误判。法官要代表国家去结束另一个人的生命是极其沉重的。因为是强制死刑,如果证据充分,法官没有抉择,必须判死刑。但是,法官也清楚,从逮捕、盘问、提控的每一个步骤,都有贪污的可能,也有可能是刑求,也有可能警察或者主控官要立功,还有千百种可能。

2017年10月,哥宾星在芙蓉高庭打的一场官司就是个例子。一名20岁的韩国学生在2016年汝莱的公寓遭警方破门搜查,发现219克大麻,是死刑案。警方在证人栏坚持现场只有该名学生,直到辩方律师哥宾星告诉法庭拥有闭路电视录影显示还有其他人在现场,证人才承认欺骗法庭,被告当庭释放。我们的警察和司法体系,到底有多少这样的故事,实在很难知道。我遇过的法官都说,不判死刑,10年后发现误判,就算白坐牢,至少人还活着。

我是在希望联盟胜选后,才从政府文件确定2011年国会圆桌会议对后续发展的影响。2012年11月2日内阁会议议决停止执行处决危险毒品法令底下判刑的死囚;2013年12月18日维持同样的决定;2017年11月国会通过废除第39(B)条文的强制死刑,但没有追溯已判刑的死囚。纳兹里和后来出任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南希和阿莎丽娜都曾告诉我,内阁部长和政府官员都清楚,死刑没有办法阻吓罪案,只是当时的政府不想应对一般民众希望看到“以眼还眼”的心态。

一般人以为,死刑可以“消灭”罪犯,可以报复,也可以“节省”。常见的说法是,“杀掉就好,关在监牢里要花纳税人的钱”。就举我们一起营救杨伟光的新加坡案例,他在2007年被捕,上诉到最后是2014年。回看马来西亚的案例,一般死囚从被捕到问吊,要经历高庭审讯、上诉庭和联邦法院上诉,再等候各州统治者的特赦局决定是否特赦,可能历时10年甚至15年。死囚在监狱是隔离监禁,高度保安,开销是管理其他囚犯的数倍。

另外,最后问吊的,绝大多数都是中下阶层。道理很简单,有钱的通常不必以身犯险,被抓的都是毒驴,大毒贩都是大老板不必自己出手(所以强制死刑推行那么多年都一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有钱的被告可以请好的律师,有钱的被告也可以从逮捕、调查和提控等每一个层级疏通,以此类推。死刑并没有完成正义的需要。我担任国会议员的十年,每年都质询死囚人数。从1960年至2011年2月,一共有441名死囚问吊,其中228名涉及贩毒、78名涉及谋杀、130名涉及非法拥枪、4人涉及向元首宣战、1名涉及绑架。2011年2月,监狱共有696名死囚。2013年,死囚增加至964名。

截止2018年10月,监狱共有1279名死囚,其中932名涉及贩毒、317名涉及谋杀、13名涉及非法拥枪、5名涉及绑架、9名涉及向元首宣战、2名涉及集体抢劫暨谋杀、1名涉及旧内安法令罪。任何的刑罚,是以国家之名,也就是以你我公民的名义执行。换句话说,吊死一个死囚,其实是我们社会共同决定,授权给国家执行。这次关于废除死刑的争议,我有几个观察:第一、 媒体呈现的似乎是“政府昨天突然想到,明天就要立马执行” ——其实刘伟强部长没有说当下就要执行;逐步废除死刑可说是纳吉政府2012年、2013年和2017年以来就执行的政策(所以魏家祥也不必在此事捞取曝光率)。第二、 “内阁坚持”——但内阁本周会议都没有谈及这件事;

第三、 废除死刑就会导致罪案增加 ——事实上,关键在警务改革,关键在确保罪犯认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是罚多重,而是会被抓到。警察和司法体系的贪腐也要监控。第四、 509变天以后,新闻完全自由,没有任何干涉,大家可以自由抨击政府的决策。但是在死刑这样的公共议题,我还是希望媒体能够深入和全面的提出讨论,而不是情绪的操弄。关于死刑的讨论,至少我是从2011年直接投入,卡巴星在1980年代就投入全球呼吁马来西亚废除强制死刑的运动,也是很多死刑官司的被告代表律师。囚犯是没有选票的,但身为政治工作者和政府,最终要回答,怎样才能最好实现正义的要求,让社会和平与安全共处,不让任何一人遭到不义。这一把尺要拉好,并不容易,但让我们一起理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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